bet356体育在线直播
当前位置:首页>廉政>bet356体育在线直播

郭魂强:法治中国视域下的舆论监督与国家底线关系研究

【摘要】本文系统梳理了舆论监督的发展脉络,阐述了其重要作用与地位。解析了国家底线的构成过程,即社会公平正义与依法治国的形成与确立。在法治中国的框架里,本文深入分析了舆论监督与国家底线的辩证关系:舆论监督能守望公平正义的国家底线,不断推进民主与法治的进程;而国家底线又给舆论监督提供了强大的法律制度保障,国家底线内涵要求舆论监督坚守法治原则,坚守法律底线,促使舆论监督朝着公平正义的目标呐喊。舆论监督与国家底线在法治中国的视域里,相互促进,共同构建、扞卫法治中国的“中国梦”。

郭魂强/文

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,“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,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”,同时,提出了“推进法治中国建设”的明确目标,随后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专题讨论了依法治国并作出全面部署。目前,公平正义与依法治国不断深入党心民心,公众民主法治意识不断增强,主动参与并监督国家事务的意识越来越强烈,利用各种舆论途径表达诉求的呼声越来越高。而作为公众代言的新闻媒介,舆论监督是最公开、最深入、最直接的一种监督形式,也是公众表达诉求一种最快捷、最有效、最有力的监督方式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,认为其是“治国理政,定国安邦的大事”,要坚持“团结稳定鼓劲,正面宣传为主”的方针,要把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统一起来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把“舆论监督”同“党内监督”、“国家机关监督”、“民主监督”、“司法监督”、“群众监督”贯通起来,形成了“六位一体”的监督体系,舆论监督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与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。因此,从法治中国的视角,认真总结舆论监督的实践经验,推进新闻舆论监督的科学化发展,对坚守国家底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一、舆论监督的由来、发展及其重要性

(一)舆论监督的提出及在中国的发展

舆论监督最早可追溯至16-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,那时空想家就提出了“理想王国”中的居民,可以监督当权者。到了18世纪,空想家则提出了人人享有自由和民主,可对执政者实行舆论监督。而在19世纪,空想社会主义卡贝认为,为了保障人民利益,不应该为出版自由设置门槛[1]。再到后来的马克思,他一直强调,党报的神圣权利之一就是批评与监督党组织的领导机关[2]。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与新闻学说来看,舆论监督是其重要内容之一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指出,政府必须时刻接受舆论的监督,但舆论也要遵守法律,且客观公正地报道[3]。

大量事例证明,失去监督的权力最容易腐败,失去监督的政权最容易变质,失去监督的政党最容易倒台。如何很好的把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呢?1950年4月,毛泽东要求对典型的官僚主义、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,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。报纸揭发的本质就是人民群众的监督。一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会议上才首次提出“舆论监督”的概念,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,具有里程碑意义。邓小平指出:“党和政府听不到的,报纸能听到,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”[4]。邓小平认为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,。

随后,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对舆论监督做过相关论述。江泽民指出:“人民赋予我们权力,我们是人民的公仆,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,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”[5]。胡锦涛支持舆论监督并完善和发展了舆论监督。2007年10月15日,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开幕式上指出:“落实党内监督条例,加强民主监督,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,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”。2009年10月9日,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上指出,舆论监督能在保障人民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2012年1月9日,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强调,舆论监督能在查办腐败案件,加强党内民主和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。

(二)舆论监督从“四位一体”提升到“六位一体”,凸显出其重要性

2012年11月8日,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把“民主监督”“党内监督”“法律监督”“舆论监督”相提并论,被称为“四位一体”的监督,奠定了“舆论监督”在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位置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更加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,把“舆论监督”提高到一个崭新高度——新闻舆论工作是“治国理政,定国安邦的大事”,必须坚持“团结稳定鼓劲,正面宣传为主”的基本方针;新闻媒体要敢于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,勇于揭露社会丑恶现象,并要发表事实准确、分析客观的批评性报道,将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统一起来[6]。习近平曾论述了新闻学与政治的关系:“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,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。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,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”[7]。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,离不开准确的舆论监督;客观的舆论监督,也是促进和谐社会的最强音,舆论监督让党心民心心连心,让党心第一时间感知到民心的疾苦,让党心和民心同频率,共震动。

2017年10月18日,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:把“党内监督”“国家机关监督”“民主监督”“司法监督”“群众监督”“舆论监督”贯通起来,增强监督合力,称之为“六位一体”的监督,完善并发展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“四位一体”的监督。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能,是宪法赋予人民言论自由权利的重要体现。舆论监督本质其实也是群众监督,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监督公权力,以及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进行斗争的一种手段和权利。

“舆论监督”自从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后,直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把“舆论监督”提到了历史的崭新高度,足以证明党对舆论监督的重视程度,“舆论监督”是我国监督体系中的特殊组成部分,是“治国理政,定国安邦的大事”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,舆论监督在法治、医疗、教育、环保、反腐败等领域充当了急先锋,客观公正揭露了隐藏在社会浮沫之下的严重问题,为国家治理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。

二、依法治国与公平正义的中国国家底线形成

(一)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

中华文明源远流长,特别是漫长封建社会,人民群众深受剥削压迫,因此一直进行着各种反抗和斗争,随时都会揭竿而起,人民群众追求公平正义的呼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他们深深地体会到朝代的“兴起——灭亡——再兴起——再灭亡”,不断更迭所带来的流离失所之苦痛。其实,古代帝王也知道“民可载舟,也可覆舟”的执政理念,都力图寻求一种相对公平的体制,采取让人民“休养生息”的安抚政策,让人民停止斗争服从统治,以确保朝代的长期安宁。但由于封建统治者自身的局限,封建王朝必然被农民起义所推翻。对公平社会的选择,近代中国经历了混乱的军阀割据、短暂的民国统一;经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,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。

1945年7月4日,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谈话提及“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”,这就是着名的“延安窑洞对话”。毛泽东当时就表示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,这条路就是民主。“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,政府才不敢松懈。只有人人起来负责,才不会人亡政息” 。事后黄炎培认为毛泽东的回答是对的,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,怕是有效的[8]。

“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,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、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。”2014年新年贺词中,习近平对全世界做出了庄严承诺。其实,把公平正义放到“更加突出的位置”可追溯至党的十六大、十七大报告中。2005年胡锦涛指出:“公平问题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,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,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,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”[9]。2007年10月15日,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,将“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”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项重要规定。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公平正义放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位置。“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,增进人民福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” 的论述,首次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。

(二)忽视公平正义必然加剧社会矛盾,影响发展大局

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奇迹,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,提出的“效益优先,兼顾公平”的方针时,却忽视了社会公平正义,从而不断导致贫富差距过大、腐败问题易发和群体性事件多发。国家统计局通报,2003—2013年中国基尼系数一直高居0.48左右,贫富差距悬殊已经越过了警戒线[10]。正如亨廷顿所言:“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高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”[11]。据笔者不完全统计,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,34年间落马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近150人。而经济日报2018年1月4日报道,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共150人,其中,党的十八大中央委员、候补委员共36人[12]。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,落马的省部级高官是此前34年的总和。

近几年,群体事件频发,原因是什么呢?笔者认为,核心原因是涉事群众没有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,合理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公正的保护。表面原因不外乎基层政府和干部对群众合法诉求漠视,干群关系紧张而错位对立,甚至一些基层政府滥用权力违法违纪打压群众,而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也出现了严重倒退和腐败,进而引起了群众层层上访,上诉乃至于群体上访和群体事件。当然,也有一些群体性事件是群众不懂法、不知法的贸然盲动。

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后,但部门化立法、选择性执法、运动化司法等现象频频出现,截访劳教、强制拆迁、跨省追捕、高压维稳等现象频发,从而把法治建设实践变异为“工具性”操作[13]。2011年7月1日,胡锦涛在党的90周年大会上讲到,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。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,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。

习近平在2014年第一期《求是》杂志署名文章中指出:“在我国现有发展水平上,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”“ 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,民主意识,权利意识不断增强,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”[14]。社会的不公平引发不断爆发的矛盾,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,并下大力气不断改革。

(三)“法治中国”的曲折发展和国家底线的确立

“法治”思想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古籍中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提出,治大国如烹小鲜,以道归天下[15]。其实质就是法治天下,而非人治。此外,晏子与刘安也强调法治在国家管理中的重要性。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以法治国的政治见解[16]。然而,在奴隶与封建社会里,法治思想也不能很好的去实施和监督,往往沦落为高度严酷人治的手段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建立一个“人民当家作主”的民主、文明、富裕的国家。1954年制定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,初步奠定了我国法制基础,但随后的“十年动乱”致使公、检、法系统受到极大地冲击,法制停滞,直到1976年10月才结束了这场灾难。百废待兴,国家迫切需要法治,监督权力必须在法律框架下运行,最早提出法治的概念始于改革开放后的学界。1978年12月18日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法制建设的16字方针——“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”。1979年底,中央发布《关于坚决保证刑法、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》,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概念正式出现在国家层面[17],1980年1月24日,成立了中央政法委员会,从组织保障层面大力推进法制建设,此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步入快车道。后来,进一步把“法制”上升到“法治”的高度,并明确提出“依宪治国”和“以宪执政”的概念。

尽管“法制”到“法治”只是一字之变,但表明了中国法治国家建设进入新阶段。“法制”意味着要确立并实施一整套法律体系,而“法治”则要解决政治问题,即法律不再仅仅是统治者的工具,更包括执政党在内的任何组织必须服从法律[18]。贫富差距和群体事件不断加剧了社会矛盾,1991年2月,从中央到县区都成立了四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,1999年7月,也成立了四级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,和各级党委政法委合署办公。

2013年11月12日,“推进法治中国建设”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,“法治中国”,包括法治国家、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讨论了依法治国问题,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共历次全会中的首次,也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”的概念。法治中国是历史趋势,是中国人民的愿望,也是“中国梦”很重要的具体内容。

综上所述,经过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艰难探索,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支配,使国家可以长治久安,其实答案已经非常明确,那就是在法治框架内坚守“公平正义”与“依法治国”。现代发达国家的国家底线是“公平正义与依法治国”。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公平正义作为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,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对依法治国作出全面部署。这深刻表明公平正义与依法治国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底线[19]。国内学者俞可平提出国家底线的概念,笔者也赞同其观点,试图结合分析舆论监督和国家底线在法治框架内的辩证关系。

三、舆论监督与国家底线的辩证关系

(一)舆论监督能扞卫公平正义

“新闻传播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,能快捷公开地传播新闻信息,并迅速地产生社会影响力。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,正确有效地开展舆论监督,可以有力地促进社会健康发展”[2]。而法治中国的内在要求是依法执政,依法行政,建设法治国家,其核心是必须要在宪法的框架内依据法律法规依法行事,从而让公众感受到正义,进而促进社会公平。这恰好与国家底线——“公平正义与依法治国”基本吻合。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:“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,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”;第二十七条规定:“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,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,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,接受人民的监督。”

建设“法治中国”要用法治机制来防控风险,一定要用法律解释疏导而不是打压堵塞民意,高压维稳而草菅人命。比如,2003年的“孙志刚事件”经舆论监督后引起强烈反响,同年8月1日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》实施,原来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。“孙志刚案”也罕见编入了《广州年鉴》,旨在深刻吸取教训,以加强政法队伍建设,增强政法干警严格执法、公正执法、文明执法。马克思认为报刊是社会的扞卫者,是针对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,是无处不在的耳目,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[21]。面对不公平的社会现实,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,政府才不敢松懈。当然,舆论监督必须在法治中国的框架内,激浊扬清、针砭时弊,不断推进民主与法治的进程,守望公平正义的国家底线。

(二)舆论监督能维护法治尊严

早在2002年3月,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到基层调研时指出,“舆论引导与监督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两大功能。舆论监督是最经常、公开、广泛的一种监督方式。当前,在强调加强党的建设,反对腐败的时候,特别要发挥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,使腐败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”[22]。大量事实表明,群体事件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动荡最危险、最猛烈,并迅速蔓延为恶性事件,这几年暴露出来的司法不公、环境问题、强拆问题、食品安全等问题,都是民众利益诉求遭遇不公平所致。陕西省延安市张胜兰30年的冤假错案就是舆论监督司法不公的典型案例[23]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舆论监督发挥了它独特的作用,在群众路线、反四风、反腐败等方面,曝光了很多典型案例,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,广大党员干部已经适应舆论监督的常态化,把舆论监督视为镜鉴,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,规范自己的行为。

实践证明,只要通过舆论监督都能很好的推动工作,况且揭露的越深刻、越迅速,越有利于纠正和改进工作,让公众体会到公平正义,扞卫法律的尊严。然而,在舆论监督的实践工作中,很多地方把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对立起来,对舆论监督在心理上抵触,在行动上反对,在言语上冲撞,在态度上傲慢,很多时候都是采取回避,拒绝采访,寻找各种理由和关系说情,也有给记者给“封口费”行为的发生,更有甚者还有侮辱、谩骂、围攻和殴打记者的恶劣行径。2017年12月,陕西周至县人民医院院长指使殴打记者就是一个反面典型,医院院长在内的8人被刑事拘留,县委书记、县长等多人受到党政纪处分,县卫计委主任、物价局局长等多人被免职。而该医院“天价停尸费”经舆论监督后,陕西省物价局快速介入调查,对该医院乱收费进行了查处和整顿,维护了死者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,更是扞卫了法治的尊严,让违法者受到法律的追究。

习近平指出:“各级党政领导要正确对待新闻监督,要树立开放、开明的态度,对记者不应求全责备,要与新闻记者交朋友,把新闻监督看作对地方工作的支持,为新闻监督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”[24]。

(三)国家底线为舆论监督提供法律保障和动力支持

国家底线给舆论监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,法律制度保障,促使舆论监督朝着公平正义的终极目标奋斗、呐喊。

从依法治国来看,首先,通过法治中国法治体系的建设,各种法律制度更加健全与完善,为舆论监督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;其次,各种法律法规明晰了新闻媒体的权利与义务,在行使舆论监督权时,规范新闻媒体的运行与报道,在引导社会舆论方向时保持中立,不带任何主观色彩。同时,可以杜绝虚假和倾向性严重的报道或舆论导向,从而树立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与机制,促进新闻媒体健康发展;最后,通过法律规范新闻媒体的行为,强化媒体舆论对包括司法在内的法律体系建设的积极作用,使新闻舆论与法律公正之间获得动态平衡,促使社会和谐健康发展。

从社会公平正义来看,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在这种共同价值观理念下,舆论监督能与党内监督、司法监督在内的各类监督主体很好地沟通与合作。这种合作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,而是新闻媒体与政府都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,出发点都是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,正是这一点,能将新闻舆论与国家机关监督、司法监督等国家其他监督主体紧密联系起来,既是国家监督体系“六位一体”监督的桥梁,也是共同的追求目标。

(四)国家底线内涵要求舆论监督坚守法治原则和法律底线

依法治国的法治精神要求舆论监督以新闻事实为依据,用法治的眼光观察与指导整个采访过程,规范舆论监督的行为,理性、善意,建设性地做好舆论监督,开展舆论监督要深入、全面,要坚守法律的底线。笔者认为,进行舆论监督应该遵循五个基本原则:第一舆论监督必须客观,以新闻事实为依据;第二舆论监督要深入调查,形成闭环证据链;第三舆论监督要给被监督者平等的机会,保持中立客观;第四舆论监督要素齐全,防控法律诉讼风险;第五舆论监督对一些敏感问题要慎之又慎,考虑解决问题的可能性。

“监督的重点应该针对那些严重违反党和国家重大政策,以及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,要抓典型事件,揭发的事实务求准确”。“运用舆论监督武器,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,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应该是积极的、建设性的”[25]。对于这里提出的“务求准确”,笔者结合舆论监督实践,对“准确”有深刻的理解。

首先,记者应持有准确的心态,应该具有“平等意识,正义意识,责任意识,悲悯意识,法制意识和人文意识”,而非狂热执偏不冷静,持有立场、有罪设定等咄咄逼人的气焰。其次,对证据的掌握和调查要准确,舆论监督要坚持依法取证,合法监督。调查取证一般坚守十条原则:法治原则、深入原则、全面原则、中立原则、独立原则、平衡原则、铁证原则、核实原则、平等原则和质疑原则。而如何做到法治原则呢?那就是要在法治框架里,用法治眼光观察与指导整个调查过程,坚守法律底线原则,保护好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。其实,真正的调查记者是新闻人加法律人。

综上所述,新闻媒体与国家底线二者在法治中国的框架里,共同扞卫、建设法治中国,维护人民根本利益,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。

结 语

尽管“法治中国”的宏伟蓝图已经描绘,“公平正义和依法治国”的国家底线已经确立,但要完全实现包括“舆论监督”在内的全覆盖的国家监督体系任重而道远,还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。本文的重点是在法治中国视域下,分析了舆论监督与国家底线的形成与发展,从舆论监督的实践出发,利用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法,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,舆论监督与国家底线是相辅相成,是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关系,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下的重要组成部分,二者的目的是相一致的,那就是在法治的框架下,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,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。这为正确认识舆论监督地位与作用,以及处理舆论监督与国家底线关系提供了新思路。

参考文献:

[1] 卡贝.尹加利亚旅行记(第1 卷) [M].商务印书馆,1976.

[2]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.马克思恩格斯全集(第37 卷)[M].人民出版社,2006.

[3]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.列宁全集(第34 卷) [M].人民出版社,1985.

[4] 邓小平.邓小平文选(第1卷)[M].人民出版社,1994.

[5] 江泽民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[EB]. http://www.people.com.cn/GB/channel1/10/20000529/80751.html.

[6] 2016年2月20日,《人民日报》.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

[7]习近平.摆脱贫困: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(上)[M]. 浙江人民出版社,1989.

[8] 习近平.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会越走越宽广[EB].http://paper.ce.cn/jjrb/html/2012-12/27/content_139259.htm

[9] 胡锦涛.胡锦涛文选(第2卷) [M].人民出版社,2005.

[10]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.马建堂就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[EB].http://www.stats.gov.cn/tjgz/tjdt/201301/t20130118_17719.html.

[11] 亨廷顿.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[M].华夏出版社,1988.

[12] 经济日报社.图说:大老虎陆续被打,十八大后150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落马[EB].http://district.ce.cn/newarea/sddy/201403/03/t20140303_2403198.shtml.

[13] 马长山. 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”需要重建法治价值观[J].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, 2015 , 23 (1) :3-12.

[14] 习近平《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》,《求是》2014年第1期

[15] 王玉孝,司惠国,张爱军等.老子道德经[M].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8.

[16] 亚里士多德.政治学[M].人民出版社,2010.

[17] 李雅云.中国法治建设里程碑式的党的文件[J].法学,2004(9).

[18] 郑永年.民主,中国如何选择[M].浙江人民出版社,2015.

[19] 俞可平.国家底线[M] .中央编译出版社,2015.

[20] 邓小平.邓小平文选(第1卷) [M].人民出版社,1993.

[21]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.马克思恩格斯全集(第6卷) [M].人民出版社,1961.

[22] [24] [25] 习近平.摆脱贫困: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(下)[M].浙江人民出版社,1989.

[23] 郭魂强.守望[M].人民日报出版社,2016.

《新闻知识.探索与争鸣》(2018年第12期)

作者简介】:郭魂强,陕西扶风人,现任华商报社公号运行总监、深度调查组组长;历任助理首席记者、首席记者、副主任、主任、副主编等职务;华商网特快总监;曾公派美国密苏里大学学习,浙江大学访问学者;兼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学院专家、中共陕西省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员、陕西省委网信办舆情报送员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员、bet356体育在线直播_bet356体育投注在线6_bet356娱乐场官网7714理事;陕西省优秀新闻工作者,多次获得陕西新闻奖、中国新闻奖;多篇报道被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。着有《守望》、《风险》等丛书。

















图片新闻